自2006年起，我国正式将自闭症列为精神残疾范畴，这一举措标志着自闭症者开始被纳入国家相关的保障体系之中。然而，面对国内自闭症人数保守估计已超150万的严峻现实，我国在自闭症儿童关注与干预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。

我国对于自闭症的认识起步较晚，相较于国际先进水平，我们落后了近四十年。1938年，美国Leo Kanner教授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儿童孤独症的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，而我国直到1982年才由陶国泰教授首次报告相关病例。这种认知上的滞后，不仅体现在医学知识的匮乏上，更在于对整个干预体系性质的模糊理解。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开始尝试“行为与教育途径的干预”，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报告，而我国则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进行经验式的摸索与模仿。

随着社会对自闭症认识的逐渐深入，其患病率的上升趋势愈发明显，干预需求也随之急剧增加。孤独症已不再是罕见病症，而是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尽管各类训练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但依旧难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。同时，自闭症儿童在回归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困难。治疗自闭症的黄金时期是1-3岁，错过这一关键期，恢复健康的难度将大幅增加。而由于社会对自闭症的认知不足，许多自闭症儿童在失去家庭支持后将难以在社会中立足，甚至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。

此外，我国自闭症干预体系的不健全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。在医疗系统中，能够开展ASD诊治工作的医院数量有限，且多数医生对ASD的认识不足。同时，特殊教育资源的匮乏也限制了自闭症儿童在主流学校的就读机会。目前，国内的康复训练服务机构虽多，但大多规模较小、管理不规范，且缺乏专业的指导和资金支持。整体而言，自闭症干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。

专业人员的短缺也是制约我国自闭症干预工作发展的瓶颈之一。与美国相比，我国的特教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，且供需极不平衡。许多训练机构为了抢占市场而匆忙成立，但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，严重影响了干预效果。此外，相关政策与法规的初步建立也为自闭症干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，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优化。

我国在自闭症儿童关注与干预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仍需加大资源投入、完善干预体系、提升专业人员素质并优化相关政策与法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为自闭症儿童创造一个更加包容、支持的社会环境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、实现自我价值。